出生率骤降,未来将显现更多问题与压力
最近,在上海出入境大厅,你是否见过外国人排队的场景?数百名外国人聚集在门口,急于办理离境手续,其中包括在上海已生活了十二年的美国老师杰森。他的家人都留在这里,早已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,但他为何会做出离开的决定?背后隐藏的,是我国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的现实。几年前,我国首次出现总人口负增长,这一情况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再未发生。当年,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,人口总数因此明显减少。这个情况让各地政府感到压力。
许多人将生育率下降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,但实际上数据并不完全支持这个观点。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开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即使在经历大饥荒时,出生率仍较高。随着经济困境的加剧,推行了“晚、稀、少”的生育政策,之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时生育率已降至两个以上。政策实施后,生育率持续下滑,跌破了人口更替水平。即便政策有所放开,生育率并没有回升,反而持续走低。如今,阻碍年轻人生育的因素不仅是政策,还有经济压力。住房、教育和医疗等花费让年轻人望而却步。
我国目前是全球首个“未富先老”的国家,意味着我们在未积累足够财富之前,人口老龄化已然到来。可工作的年轻人数量减少,从长远来看,经济增长的动能也会削弱。过去几十年,我们依赖便宜劳动力带来的红利来推动经济,如今这一红利期即将结束。有估计显示,疫情和老龄化加剧使我国失去了数千万劳动力,数量之多甚至超过加拿大全国的人口。 龙8头号玩家国际
杰森的离去,正是因为经过三年疫情,特别是上海经历的封控措施,让许多外国人在这里失去了耐心。他谈到,学校里大约三成外教有离开的打算,疫情后在华外国人才数量大幅下降,调查显示不少人考虑离开。再加上中美关系冷却,西方对华情绪上升,致使想要到中国发展的外籍人士开始变得谨慎。
能否通过引进移民来填补劳动力缺口呢?与其他人口下降的国家不同,我国从未将移民作为主要解决方案。尽管我国与非洲的贸易往来紧密,也没有积极放开移民政策。疫情前我国的外国常住人口仅有几十万,远低于日本和韩国的数百万。多年来,我国的优先任务是脱贫,解决人口众多但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,因此没有精力和资源来吸引移民。
与此同时,年轻人对蓝领工作意愿下降,劳动力市场吃紧。随着老一辈工人退休,许多企业难以招募到蓝领工人。然而,尽管工厂工作薪水增长,但许多年轻人依然选择不去。用工成本已经大幅上升,甚至是越南的两倍。想要通过引进高技术人才来填补空缺,却发现很多关键领域的监管严格,外籍人士难以进入。 龙8头号玩家国际
外部援助无法满足需求,内需潜力又能否挖掘出来?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中,千千万万的年轻人从农村涌入城市,成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。目前,大约有三亿农民工参与其中。如今的年轻人接受了更高的教育,但政策障碍依然存在,外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待遇受限。
调动内部潜力的基本障碍是户口制度,限制了外地人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。尽管小城市的门槛在降低,但一线城市的改革进展缓慢。人们纷纷迁向大城市,激烈的竞争和高额的房价让年轻人倍感压力,许多人选择放弃努力,选择躺平。年轻人明白,辛苦工作一生,到头来依旧是月光族,难以买得起住房。
尽管人口逐渐减少,竞争似乎却在加剧。一线城市职位稀缺,学历的贬值让求职难度加大。年轻家庭往往把孩子视为珍宝,为他们的未来投入大量资金,但这份沉重的期待压力不亚于人口众多时的竞争。年轻人面临上下两代的经济负担,不少人最终选择回到家乡照顾父母。政府认识到当前年轻人的困难,逐渐意识到需要关注百姓的生活状况,而非单一聚焦经济增长。 龙8头号玩家国际